我就是在去那窗口的路上碰到了贺茹。
    二十多岁，她跟我问好并报上她的名字，用标准的中文，让我备感亲切。
    “经常有中国游客过来这边丢东西，你不要找他们处理，东西想找回来基本没戏，你得换个方式解决问题。”
    听贺茹语气，她确实是在这边混了好久，我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恳请她借给我些钱。
    她笑了，审视的看我：“上来就借钱，像个骗子。”
    我尴尬解释道：“其实丢东西无所谓，我是来找人的，我只要到达目的地就行。”
    她仍然一脸警惕。
    我急道：“你不借给我也行，你看看我身上东西有没有可以换钱的。”
    当我摘下手表递过去，贺茹却摆手：“这样吧，我也是要回城里的，你要去哪可以告诉我，我顺便捎带上你。”
    这句话让我动了心，我就那么将医院地址告知并跟着她离去。
    贺茹不是一个人，她说来接她的是她两个朋友，我刚开始并没起任何疑心。
    是在上车前鞋带开了弯腰要系时，贺茹连忙来扶我，拿下我的包抓着我胳膊叫我快走，说这里不让停车。
    我不至于连路标牌上那大大的反光的字母p都不认识，这就是停车的地方，她却在催我上车，连个系鞋带的时间都不给。
    我顿生警惕疑惑还没等开口，车上就下来两个人高马大的当地青年。
    当危险真摆在面前，我才敢相信那些年我妈在我耳边的碎碎念。
    原来这世上真的有陌生人不由分说的要害我。
    他们强行拉着我上车，我下意识的后躲却完全没用，整个人几乎是被拖进那个已拉开了的车门里的。
    我疯了般的呼叫和大喊毫无作用，附近根本没什么人。
    其中一个缅甸青年拦腰抱着我往车里塞，我紧紧抓着车门边缘不松手，确保自己还有一半身子是在车外。
    贺茹掰着我手指时用指甲狠狠戳我手背，无情跟先前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
    路过一对老夫妇听到这边动静有要过来查看的意图，贺茹不知用缅甸语笑着说了句什么，他们就走开了。
    短短半分钟，太漫长的半分钟。
    求生意识激发我所有身体灵活潜能。
    用膝盖顶了其中一青年的胯下后得到了短暂缓力，我猛地挣开另一个抓着我胳膊的青年的手，大力推开贺茹就跑。
    拼了命的在黑暗里往机场跑，往人多的地方跑，浑身是汗，腿是软的，却还能用。
    始终没敢回头去看他们有没有追来，不敢浪费一秒钟的逃。
    如果我是个没什么力气的女生，刚才就定会被带走。这是我靠在机场大厅柱子上大口喘息时想到的第一件事。
    冷静下来后承认是我自找的，病急乱投医，完全可以信任工作人员却选择先信任陌生人。
    这些人是惯犯了，他们拉走了多少人，是贩卖还是卖掉器官，不敢想，太可怕。
    是同胞又怎样，她连告诉我的名字都是假的。
    细思极恐，弄不好他们是团伙作案，专门盯一个人出行的，先偷走手机钱包，然后跟踪，再热心帮忙，最后成功骗走。
    总是要经历过才会被真正上一课，以前我不太看重危险一词，如今是真的不敢再放肆。
    这回连背包都没有了，里面的其他物品就算了，可护照也在里面。
    我也想按规矩办事到警局报失，拿到证明后去中国大使馆补办，再等一两周等到新护照下来。
    可那都是只丢护照的正常程序，我身无分文，甚至后怕的不敢离开机场半步，怕重蹈覆辙哪也找不到再被人贩子拽走。
    我认为最稳妥的还是从国内叫人，最起码也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处境。
    在反复与机场工作人员沟通后我终是借到电话与国内联系。
    可要命的是，习惯了存号码时直接存成备注，没有手机，我除了从小学就背的我妈那用了二十多年的电话号码外谁的都记不住。
    也不对，我还真记住了一个人的，并不是席卓的。
    而是严亿昀的。
    当时交换号码，少年把他的号码拆开来念，还将那一长串数字用我们家乡话编出了搞笑谐音。
    确实很好记，每个数字组都很有规律。以至于我只是尝试着念了前几位，后面的就顺利说了出来。
    那工作人员比我还欣喜，给我提供通话条件后拍拍我肩膀希望我一切顺利。
    我没选择联系我妈，是不想我还没怎样她先急出病来。
    而选择联系严亿昀是想给出地址让他去找毕恭或者季铭，也只是想把他当成个传话的。
    这孩子还真在家，接了我的电话并没慌张，特沉着的叫我别急，说他会立马处理。
    我以为他口中的立马处理是连夜找人去，没想到第二天晚上，他就出现在了我所在的机场大厅里。
    已身为艺人的他护照是随时备着的，只是签证无法快速到手，他便选择了落地签。
    这个未成年人只身一人前来找我，那份不顾一切的心情像极了我来找席卓。
    可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坐在椅上始终没休息的我听到那句熟悉的程名哥，还以为是做梦了。
    看清人后，没犹豫的起身跑到他跟前。
    已经高出我半头的少年一手拎着包，一手紧紧抱着我，像个大人似的说着：“没事了，没事了。”